“寫鄧稼先寫到哭”的新華社老記者筆下的“兩彈一星”精神

錢三強（中）和錢學森（右）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新華社資料片

2021年4月29日，搭載著中國空間站天和核心艙的長征五號B遙二運載火箭，在我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

5月30日5時01分，天舟二號貨運飛船采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精準對接於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

這次發射和對接成功，標誌著中國空間站的建造進入了全麵實施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賀電表示熱烈祝賀。他對參加發射工作的各參研單位的同誌們說：“希望你們大力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強、創新超越，奪取空間站建造任務全麵勝利，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采寫的長篇通訊《“兩彈”元勳鄧稼先》，通過新華社通稿在國內外播發，引起重大反響。在這前後，我還采寫了《新中國駕馭核能的第一代人》《聶榮臻與兩彈一星》《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錢三強與中國的核科學》《中國原子彈靶場選址前後》等多篇新聞通訊。“兩彈一星”精神是什麽，也許可以從曾經采寫的這些故事中找到答案。

跨箭相期天際遊

中國的火箭噴氣技術，也就是導彈技術，是科學家錢學森首先提出來的。1955年錢學森和妻子兒女衝破美國的藩籬歸來，次年就提出了在中國發展導彈噴氣技術的12年規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看後詩興大發，欣然揮毫，賦詩一首：“贈錢學森——大火無心天外流，望樓幾見月當頭。太平洋上風濤險，西子湖畔風景幽。衝破藩籬歸故國，參加規劃獻宏猷。從茲十二年間事，跨箭相期星際遊。”

中國的導彈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朝鮮戰爭中，遭到重創的美國人不斷放出風聲：要以核打擊摧毀中國的軍事力量。可以說，上世紀50年代初，美國的原子彈是罩在中國人頭上的一片烏雲。在瘋狂的核威脅麵前，中國不得不考慮研製自己的導彈核武器。

1956年10月8日，是錢學森回國一周年的日子，由錢學森擔任院長的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聶榮臻元帥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會後，156位大學生濟濟一堂，聆聽了錢學森講的難忘的一課——導彈概論。後來這些大學生都成為我國火箭、導彈等航天部門的骨幹。

經過成千上萬人的努力，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近程導彈一舉發射成功。

1964年6月29日，我國第一枚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飛行試驗獲得成功。兩年以後的10月27日，經過錢學森等人的努力，在酒泉發射場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的“兩彈結合”的飛行試驗，飛行正常，原子彈在預定的距離和高度實現了核爆炸。這次試驗的成功，標誌著中國有了用於自衛的導彈核武器。

在這之後，錢學森又正式向國家提出報告，建議早日製定我國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

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一舉發射成功，浩瀚的太空出現了中國星。作為航天科學的先驅和傑出代表，錢學森的功勞是當之無愧的。

當各種榮譽向他招手的時候，他卻十分淡定。回國後，不知多少人勸他搬到新房子裏住，他始終未搬。他說：“我住在這老房子裏不願搬家，是因為它常常使我想起當年的科研工作……”

“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後對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的獎賞。”錢學森說。

為了民族求自存

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撤走專家，中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陷入困境。在這緊要關頭，在黨中央領導下，錢三強推薦和組織一些科學家，發憤圖強，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如期爆炸。在這之後，他又參與並領導了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製工作。

錢三強是五四運動先驅錢玄同之子，曾師從法國著名科學家居裏，新中國成立前夕學成歸國。在領導研製兩彈的過程中，他知人善任，從點兵點將到組織隊伍，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緊張的日日夜夜。他組織隊伍找人談話時，總是神秘地說：“我們要放個大炮仗，想請你參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夕，原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傑曾對錢三強說：“三強同誌，看來會響的，也不排除萬一的可能性。”

錢三強聽後非常感慨，他想起研製過程的艱辛困苦，激動地流下了熱淚。他堅定地說：“會響的，會響的！”

錢三強為何對兩彈爆炸如此動情呢？這和他的人生經曆是分不開的。他說：“中華民族是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自鴉片戰爭以後的100多年間，經曆了近代史上相當艱苦的民族求自存的曆史。可以說是經過了多少代人的艱苦奮鬥才得到了獨立。我們在國內奮鬥，到國外求學，總想把他國強盛的經驗拿到手，並不是隻圖個人待遇如何。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家獨立的心願才真正實現。”

“國家要強盛起來，離不開科學技術。新中國成立時，科學技術十分落後，隻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就實現了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的突破，使我國躋身於五個核大國之列。主要原因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並且調動全國各方麵的力量，協同作戰完成的。”錢三強說。

八千裏路雲和月

1986年，在鄧稼先去世前的數月裏，我作為第一個進入核武器研究“禁區”采訪的記者，曾多次和鄧稼先接觸，並專程到他工作的核武器研究設計院采訪他的事跡，從而知道了關於鄧稼先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

1941年，鄧稼先考入西南聯大物理係。1945年畢業後，他先後在昆明文正中學、培文中學和北京大學物理係任教。1948年至1950年，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物理係攻讀研究生，並獲得博士學位。不久，他和200多位中國留學生衝破重重阻撓回到了祖國。

當這位“娃娃博士”出現在歸國前輩錢三強、彭桓武、王淦昌等科學家麵前時，大家都為初創的中國科學院核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鮮血液而高興。

如果把原子彈比作一條龍，那麽搞原子彈理論設計的先行工作就是“龍頭”。這項工作做得好壞，關係到原子彈各種工程設計的成敗。中國沒有造過原子彈，因此也就無所謂有什麽權威。在國外嚴密封鎖的情況下，鄧稼先作為該研究所理論部負責人，他先讀書，一邊備課一邊講課。年輕人稱他為鄧老師，他說：“你們甭叫我鄧老師，咱們一塊幹吧！”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鄧稼先激動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一項難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他和同伴們肩上——研製氫彈。他作為組織研製氫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鄧稼先的同伴們說，每一次新的戰略核武器重大突破，每一次裏程碑式的試驗成功，都和鄧稼先的名字連在一起。

在特種材料加工車間裏，在爆轟物理實驗場，在風雪彌漫的荒原上……一年到頭，鄧稼先風塵仆仆地四處奔波，哪裏有困難，就到哪裏去，哪個工作崗位最危險，他就出現在哪裏。

為了增強中國的國防力量，鄧稼先和同伴們長年生活工作在駱駝草遍野的戈壁荒灘上，他工作的範圍可以說是“八千裏路雲和月”。從戈壁灘無垠的荒原，那幽遠駝鈴聲響起的地方，那死寂的樓蘭王國遺址，到核試驗基地廣袤的土地，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

無垠戈壁騰立龍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距今已有50多年，參加那次核爆炸的成千上萬的無名英雄，有的已經去世，健在的也進入了耄耋之年。他們為了中國的強盛，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正是他們將鮮紅的熱血塗在印版上，印出了新中國光輝燦爛的國史，也正是他們使“兩彈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當年那聲驚天動地的巨響，曾讓無數人激動不已。而參與其中的人，都會銘記那段“烈日如傘光如蓋”的崢嶸歲月。

張蘊鈺將軍就是其中的一個。1958年的一天，正在旅順口指揮陸海空三軍大演習的張蘊鈺突然接到陳賡大將的電話，叫他帶領部隊建原子彈靶場，也就是核武器試驗場。

抗日戰爭中，張蘊鈺曾帶領遊擊隊出沒在太行山中，出色指揮過多次戰役。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以中國人民誌願軍某部參謀長的身份，參與指揮了著名的上甘嶺戰役。

接到陳賡的電話，毫無思想準備的張蘊鈺不禁愣了，心想：雖說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但是，原子彈這玩意兒，沒幹過啊！

“誰也沒幹過，我推薦了你，就是相信你能幹好啊！”

聽了陳賡的話，思忖半晌，張蘊鈺說：“好吧，這既然是一番事業，不管苦與不苦，不管在這個事業中擔任的是什麽角色，我都願意幹！”

這位戎馬倥傯的將軍，從此掀開了人生很不輕鬆的一頁。

張蘊鈺率領著18輛汽車和官兵，帶著幾麻袋大餅，從敦煌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出了玉門關，過了白龍堆，但見天地一色，全是沙丘，他走了整整兩個禮拜，邊走邊看地圖，沒有道路也沒有水，從敦煌到馬蘭，800公裏的大戈壁，沒有人煙，也沒有飛鳥和樹木。

“我們真像是上了月球啊，中國選不出第二個來！”他望著羅布泊的荒野，感歎地說。

核試驗場開始測量勘探時，冬天就要來臨。戰士們睡在帳篷裏，由於寒冷，呼出的氣都結成了冰，第二天起床後，發現頭發和被子都粘在了一起。在這之後，他們年年都進入羅布泊勘察，修道路、架電線，幾年時間共修了2000公裏的道路。羅布泊隻有一汪苦水，為了解決喝水問題，他們成立了供水連，開車到100公裏外的地方拉水……

張蘊鈺在這樣艱苦的地方建原子彈靶場時，他想的是什麽呢？他說，他考察了古樓蘭的舊址，在漫漫黃沙中，仿佛看到了各方勢力為爭奪樓蘭進行的殘殺和鏖戰，悟出了中華民族要在動蕩不安的世界裏，不能像樓蘭一樣被滅絕，必須奮起，自強不息。

三年困難時期，他接到命令讓他帶領部隊去放羊、種地。他說：“不，我哪兒也不去，一年不搞試驗我等一年，兩年不搞試驗我等兩年，我們邊搞生產邊建設，我相信中國終有一天要放原子彈！”

他們就這樣邊生產自救，邊建設核試驗基地。沒有糧食，他們就帶領隊伍到數十公裏外的地方扛糧食或是挖野菜、草籽充饑，沒有水就強忍著嘔吐吞咽苦水……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張蘊鈺親自登上鐵塔，看著科技人員插完了雷管，才最後走下鐵塔。他對科技人員說：“不要慌，我這個司令陪著你們，給你們壯個膽、保個險。”

過後有人問他當時怕不怕死，他說：“當時不怕炸死，就怕原子彈不響！”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張蘊鈺即興賦詩歡呼說：“光巨明，聲巨隆，無垠戈壁騰立龍，笑飛觸山崩，呼成功，歡成功，一劑量知數年功，敲響五更鍾。”

差不多同時，蜚聲國際的著名物理學家彭桓武、力學家郭永懷、化工專家薑聖階、物理學家王承書，以及周光召等許多優秀的中青年科學家，接到調令後都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往核研單位報到。

他們之中，有的年富力強，成名成家的前景正展現在麵前；有的已是享譽國際科壇的青年學者；有的在某個領域已經搞了大半生，並且赫赫有名。但當他們得知國家需要自己效力時，都懷著一種神聖的使命感，紛紛告別了妻子兒女，離開了舒適的大城市，打起背包，走進了戈壁荒灘、雪山草原，從此隱姓埋名，埋頭苦幹。

從1960年起，我國開始聚集力量，獨立自主地發展核工業。從全國各地來到這條戰線上的106位理論、實驗、工程等各方麵的專家，無一例外服從國家的需要，無論個人做出多大犧牲，都毫無怨言。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帶領科技人員，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地做爆轟物理實驗；著名力學家郭永懷，在飛機爆炸的刹那間，想到的不是逃生，而是和警衛員緊緊地摟在一起，用身體保護了核資料，自己卻永遠消失在熊熊烈火中……

這就是成千上萬的英雄，用智慧和熱血鑄就的“兩彈一星”精神。（記者 顧邁男）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